很小的时候，父亲是奶奶屋里相框中的一幅照片，那个清瘦的少年，白衫黑裤，眼睛定定地看着老屋。偶尔，他从相框里“走”到小院——隔着窗户，我看见一个我称为“爸爸”的男人，皮肤黝黑，穿着一身分辨不出颜色的旧衣，提着印有“北京”两个字的提包，咧着嘴喊我的乳名。而我对“北京”提包的热情，远远超过了父亲伸过来的双臂，我摇晃着扑向他脚底的提包，哥哥却已抢先一步，拉开那道隔着诱惑的拉链。我们俩的小脑袋挤在一起，搜寻着父亲带回的一兜子欢乐。有时是一堆山桃，有时是一个花皮球，有时是我的外套，有时又是母亲缝纫机上的一块盖罩……
于是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与父亲有关的只剩下提包里的礼物。父亲是属于大山的，他在地质行业工作的大半辈子，一直都在丈量山的高度、地的深度。父亲是表里山河走来的一枚“山人”，他的名字里有一个“山”字，似乎注定了他是与山为伴的旅人。茫茫青山，父亲是穿行其中的“红”，他头顶的红色安全帽，他身上的红色工作服，他身躯里的一颗“红心”，落在山中，就是一株红艳艳的山丹丹花。
光阴染红一株株山丹丹花，越过许多座父亲走过的高山，把我们一家五口分成了四个家。父亲长年以山为家，母亲带着弟弟在乡村读书，哥哥和爷爷奶奶在故乡守着老屋，我在外婆家与父母、兄弟遥遥相望。
夏日的某一天，想念把我带到一个叫吴家窑的小镇，翻过镇上的这座山，我就可以见到我的母亲和弟弟。我跟在父亲身后，但这第一次爬山的经历，成为我此后在无数个夜里都做不完的噩梦。我不知道父亲到底有多大的胆量，能把8岁的女儿丢在他的身后——他的脚步快到我手脚并用都赶不上。整个爬山的过程，他没有回头看我一眼。翻过山，沿着山间的小路前行，父亲在前，我远远跟在后面。走了很远的路，都没能走到山村里的家——没想到父亲不是带我走向回家的方向，而是去往大山深处的钻机工地……长大后我试着对这件事释怀，彼时彼刻，他的心里，定是被钻机的轰鸣声全然占据，竟使得他忘记了自己的女儿跟在身后。
长大的过程缺少父亲的陪伴，再加上他不善言辞，距离感总是横亘在我们心间。17岁那年，学校举办运动会，我没有运动服，却不敢向父亲张口。等到周末回家，我没见到父亲——他又上山了。我给父亲留了个纸条，希望他在开运动会那天给我买一套运动服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充满了期待，只要宿舍外响起脚步声，我就马上冲向门口，看看是不是父亲来了。最后，我终于等来了父亲，等来了心心念念的运动服。有了第一次的如愿以偿，我开始反复使用这种“伎俩”，纸条成为我在青春岁月里与父亲的交流方式，那些面对面不敢提的愿望，都留在了纸条上。
下过一场雪后，我在纸条上把寒冷描述到极致，又把自己在商场看上的棉衣细细描述一番，包括它在几楼几号什么牌子和摊位。父亲的脚步声又在宿舍楼道响起时，是深冬的中午，他把厚厚的、我心仪的棉衣递到我手里，我看见他冻得通红的鼻子，也看见他只穿了一件毛衣和一件薄外套。父亲交待了几句便转身离开，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，我倏地想起8岁那年的夏天。幸亏他这次没有回头，只怕一回头，就会看见我满眼的泪水。
日子在春雨与夏炎、秋黄与冬雪中，不断地飞离，又远去。那些薄薄的纸条，飞过一沟又一沟的山野，在父亲的肌肤上不断生出沟沟壑壑的皱纹。从青草郁郁到寒风冽冽，我用了10年的时间，从心底与父亲和解。
退休后的父亲，开始不断地念叨着，想回老家翻盖旧屋。旧屋老得已经快站不住了，房前需要几根木头支撑，屋后也不得不砌上厚厚的砖墙，如果不翻盖，几场大雨就能让旧屋消失。父亲把对生活的理解，全部体现在一砖一瓦、一檐一木中，构想中的新屋如愿建成。青砖红瓦，白墙粉荷，灰檐绿树；一畦青菜，两垄蔷薇，三餐四季。虽然已找不到旧屋的丁点痕迹，但其实父亲是留了一间屋子给旧屋的。那间屋里，有爷爷奶奶留下的衣箱、条柜、老相框及杂七碎八的各种念想。父亲经常一个人坐在那屋的炕上，像极了爷爷奶奶的模样；我坐在另一个炕上，看窗外的菜园，看落在院墙上的光影。
这炕仍旧盘在爷爷奶奶曾经做饭、聊天、休息的地方，我坐在这里，恍惚间就像回到了从前：爷爷奶奶还在，一个我称作“爸爸”的男人又一次推开院门……
